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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则·人物|郑厚哲:从零到一个选项

更新时间:2024-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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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典·人物#

采访|新闻

郑厚哲的一生有两次意外。 一位因表现出色考入清华大学;一位因成绩优异被清华大学录取; 另一个是成为一名律师。 毕业前夕,他采取了严格的淘汰法,拒绝了公务员或国企等热门选项。 都是他不感兴趣的人生道路。“最后,唯一的选择就是当律师。”

这似乎是一个秘密的安排。 毕业后进入天同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诉讼律师。 天同入职第四年,他注意到自己的生意遇到了瓶颈,独立的念头开始在他的脑海中闪过。

直到一次清华校友聚餐,大家才谈论起律师的不自由和压抑。 他们决定共同创办一家追求多元化价值观的律师事务所,后来将其命名为青鹿律师事务所。

故事就此发生转折,他的职业道路开始沿着一条未知却丰富多变的道路延伸。

青鹿就是“我们会不一样”。 摒弃了律师事务所传统的办公桌系统,采用远程办公模式; 律所年会不再是传统的歌舞三人组,而是一场烧脑甚至略显严肃的商业分享。 交换。 在行业孜孜不倦追求创收指标的同时,青律更愿意为那些不那么急于赚钱的优秀律师提供一个更体面的平台——包括创始人团队共同追求的自由、多元化和包容。

作为创始团队的一员,郑厚哲见证了青鹿从零到一的转变,而在此期间他也完成了从纯粹的商业律师到管理者的身份转变。 他意识到自己比较保守,在与青鹿的碰撞和磨合中,他从更加主动的管理工作中看到了律师职业的另一种可能性。

以下是他自己的账号:

“成为诉讼律师源于天生的热情”

当我刚开始找工作时,我对红圈办公室或总部没有概念。 当时听到同学们对外资评价很高,我当时就傻眼了。 选择天同主要是受到蒋勇律师(天同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的启发。 蒋勇律师当时在清华大学兼职任教,我也选修了他的课程,所以我在校园招聘说明会上提交了天同律师事务所的简历。

天同专注于最高法院的民商事诉讼,处理相对复杂的案件。 因此,刚加入天通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的压力很大,工作强度也很大。 刚开始做助理的时候,我主要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写工作报告、会议纪要、法律检索等。 据说,我能通过试用期,也是得益于陈耀全律师对我文笔的认可。 直到2011年取得实习资格,我才有了出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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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同律师事务所

印象最深的是和彭清律师的合作。 当时我们是同一个团队,接的案子是建筑项目。 这些材料全都是建筑项目术语。 我看了半天,不知道在讲什么。 如果是公司或者贷款案件,至少可以理清法律事实。 但由于该案的复杂性,事实和细节与建筑工程专业知识密切相关。 由于缺乏抓地力,我一开始完全感到困惑。

还好天同当时有一本建筑工程术语手册,彭律师帮我从最陌生的概念入手。 该案涉及的事实非常复杂。 争议的核心在于谁应该为工程延误承担责任。 对方是业主,我们是施工方。 该物业共有八栋建筑,每栋建筑的条件都不同。

争议焦点在于业主认为施工方没有按时完成工程。 施工方表示已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但项目期间的部分工作被甲方委托给了其他公司。 因此,延误的责任由甲方承担。

收集了大量证据,每栋建筑都有单独的档案。 弄清楚事实之间的关系后,我发现仅靠语言很难说清楚。 所以为了帮助解释这个事情,我单独做了一个图,把对应的证据点标注出来,放到了卷宗的封面上。 我还挑出了每栋建筑延误的关键原因,并用图表进行了解释。 这些图画制作精美,后来收录在天童的一本观想书中。

配合图文防守,我们显然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最终驳回对方上诉,支持我方上诉。 与之前的无知相比,我在这个案件中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作用,也是我第一次深深地尝到了诉讼律师的成就感。

在某种程度上,我选择成为一名诉讼律师是出于一种天生的热情。 争议解决领域充满变化。 与非诉相对固定的领域相比,其面临的重复性事项较少,挑战较多。 虽然我不喜欢和别人争论,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胜利感。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品质,才选择成为诉讼律师也是有原因的。

从独立开始

天同是一家非典型的律师事务所。 当时大家坐在天通的小楼里上班,互相交流业务,很有文化氛围。 也是在这种氛围中,我扎实地打下了诉讼的各项基本功。 这种环境是自发形成的,大家无论团体情况如何都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

所以,我每天的工作要么是办案,要么就是和别人讲案子。 因为总体趋势是商业化的,没有传统的师傅带徒弟,也不会有个人利益的隐藏。 大家在真诚、透明、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业务讨论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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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厚哲律师在天童

这很有趣。 最近,当我代理一起涉及撤资的纠纷案件时,我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实质性的对抗感。 结果当庭审开始的时候,我发现对方竟然是天同的律师。 我在二审阶段介入了这个案件。 根据一审判决,我的代理人是胜诉方,但案件事实不清。 法院以对方未尽举证责任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审过程中,对方新律师工作扎实,补充了一审中未找到的关键证据。 那个时候,我们显得非常被动。 陷入僵局后,我多次出差,找到公司二十年前的老员工翻阅档案,看看能否找到一些残留的证据。

我的代理人是公司的小股东,对方是公司的债权人。 公司不具备偿债能力。 债权人认为我公司已提取资金,应退还提取的部分,并与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但我们说我们已经把这笔出资送到了公司。 对方律师二审时查到的证据显示,我们把钱汇给公司后,第二天公司就给大股东打电话,不到一分钟,大股东就把钱又给我们退回了。 证据链形成事实闭环,逃避投资嫌疑难以翻案。

幸运的是,那家公司还有20年前的老员工。 他们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就把我们带到一栋老房子前,并说以前的资料都在这里了,只能靠你自己了。 进了屋子,只见屋子里落满了灰尘,蜘蛛网到处都是,屋子的角落里立着几个柜子。 那时还是夏天,屋里潮湿。 查阅资料后,我发现我全身都被蚊子咬了。

我们找到了收款依据以及我们与另一位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最终事实的细节终于浮出水面:我们把股权转让给了一位股东,但他因为和大股东有关系,资金紧张。 至于支付协议,我们要求大股东向我们支付股权转让款。

另外,转让凭证上还包含“股权转让款”一句,包括我们上市公司2002年年报,也披露了股权转让事宜。 上述证据成功地“淡化”了资金流动的事实,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最终,二审驳回对方上诉,维持原判。 开庭审理时,我得知对方的律师是我的老东家天同的。 法庭之战相当精彩。 对方律师很好地代理了整个案件,每次攻击都直击核心。 这是近年来我坐在法庭上感到非常满意的少数场景之一。

2013年初,我离开天同,开始尝试独立。 独立第一年,我调整了心理预期,没有过多担心客户来源。 当时,我保留了计算工作时间的习惯,但后来我发现,独立的前两年,我的工作时间并不比天童多。

独立意味着失去“防火墙”,我开始真正直接面对客户,这意味着我开始积极思考如何吸引客户。 目前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方法论,但基本的想法就是展示专业能力,建立与客户的信任。

与客户交谈的关键是让客户知道你是值得信赖的,并且你真的想帮助客户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从他们身上赚钱。

这种转变从心态开始。 当我当律师的时候,我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去承接某个案件,因为我不需要自己去开发案源,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中后部完成的。 因此,对该案的评价和判断也较为保守。 经过案例评估后进入报价阶段的案例大概只有不到一半。

现在对案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案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结果不一定是最初判决的那样。 因此,律师必须准确把握当事人的诉讼目的。 有时候,不一定是判断就能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 常见的情况是,当事人的问题可能在诉讼过程中得到解决。

这也导致我后来的案件调解率要高很多。 以前我有一个误区,认为调解的意义不大。 但现在看来,时间对诉讼有着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商事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在诉讼之初就可能是不可调和的。 但当诉讼即将结束,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如股票或减持阶段时,问题就无法解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前的矛盾就会很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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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厚哲律师作为出庭律师参加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与北京市律师协会联合举办的模拟法庭庭审

清除法律并重新开始

清鲁成立的契机,最早是在清华大学南门外的一家湘菜馆里谈起的。 当时我们一群搞诉讼的校友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聊着现在作为律师缺乏自由之类的事情,我们开始萌生了建立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想法。非典型律师事务所。

坦白说,与清鲁首席合伙人熊定忠律师相比,我显然更加保守。 他更多的是创新和突破性思维,而我更注重执行层面。 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都想创造并凝聚一些自由。 通过律师事务所的组织沉积不同的价值,从而向行业展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另一种可能性。 明确的规则是“我们将与众不同”,这是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初衷。

最初的动力可能来自于我当律师时所抗拒的事情,比如每天浪费几个小时在通勤上,所以在青鹿我们实施了远程办公,把大家从劳累的通勤中解放出来; 又比如,他表示,律师行业存在收入不明确的问题,不清楚自己到年底会有多少收入。 针对这种情况,青鹿制定了更为清晰的分配制度。 通过拆分案件流程,从案件谈判、办案、出庭到客户对接,都设定了详细的量化标准,让大家明确案件中的分工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

青路北京办事处

当我做助理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周末加班。 我想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 一个律师如果长期超负荷工作,其实是很难总结积累的。 因此,我一直认为,太强的节奏很容易让律师感到疲劳,也更容易突然失去地位。

后来我带领自己的团队时,我仍然坚持周末尽量不打扰助理; 我会独自处理我能处理的事情。 之前有一位律师刚刚来到律师事务所。 当他看到青鹿坚持不能在周末给助理分配工作时,他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一直有团队来对付他。

目前,我主要负责青鹿的法务部门。 法务职能包括在线业务管理流程、对接各业务团队、提供中台服务和支持。 此前,他曾负责过一段时间的市场管理工作。 作为管理合伙人对我来说一个新的变化是我不再单纯地学习业务,而是需要负责一些管理事务,从零开始学习做一名管理者。

最初的情况是我没有想法,只是机械地履行一些管理职能。 慢慢地,我会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或者律师事务所为什么要做它所做的事情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我会做出一些积极的判断,包括去哪里。 这种心态的改变是一个微妙的过程。 它带来的变化也反馈到了我的业务层面:通过管理实践和理解,你也会对客户有更深入的了解,能够更好地为客户创造价值。

以前当助理的时候,我对很多问题的判断都会比较保守。 现在我轻松多了。 这与管理的积累有关。 因为你的判断维度不再单一,除了法律层面之外,业务层面的宏观视角也是管理带来的思维变化,你对事物的认识会更加立体化。

事实上,管理和业务是相互依存的。 律师的保守思想认为管理层会浪费时间。 如果你把这段时间投入到生意上,你会收获更多。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练习时间的增加,管理能力可能会比纯业务能力所占的分数更高。

因为资深律师需要与更多的创始人或者领导者进行交流。 你必须确保你可以在共​​同的话语系统中与他们交谈。 这是深入沟通的基本前提。 但这种共同的话语体系并不能通过阅读几本管理书籍或参加一些课程来完全补充。 只有当你站在管理者的位置上,你才能了解管理者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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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与委托人建立合作关系的前提是了解委托人的诉求。 如果委托人的判断仅限于业务领域,其实律师的优势并不突出。 能够做出商业判断,业内通俗的说法就是学习商业思维,清楚地了解客户的目的和他的下一步行动。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客户创造更好的价值。

行业内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很多律师在管理风格上遵循自己的业务风格。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一个律师的专业能力很强,对自己充满信心,那么他天生接受外界事物的能力就会变差。 这种商业信心实际上会干扰管理,这也是法律行业常见的瓶颈之一。 开个玩笑,当你被管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做生意很轻松、很舒服。

所以,我个人的体会是,律师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像小学生一样把自己掏空,重新学习。 某些商业判断的思维方式没有问题,但并不意味着管理层可以采用。 管理层可能需要更全面、更灵活的判断。

这种柔软体现在管理理念上,其实就是自我定位的差异。 我大致认为,管理层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上级管理者,而更多的是一个服务和赋权的角色。 理想情况下,律师事务所主要从两个方面赋能律师。 一是知识积累,二是节省时间。 两者实际上是有联系的。

知识积累主要是指业务层面的积累。 当律师第一次接触新领域时,律师事务所可以提供该领域的资源,帮助律师在短时间内熟悉一些基本情况,并与高度匹配的律师合作,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同时,通过聚集不同领域的律师,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互动,实现律师资源的合理配置。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依靠法律部门最大限度地帮助律师提高工作效率。 不要在审批和其他流程上浪费时间。 这些事务都交给专门的中台部门处理。 这也将是我们法务部今后不断完善的地方。 力的方向。

由于律师作为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特性,其职业特征就是追求独立和自由,这根植于律师的人格之中。 因此,对待律师,我们不应该管理他们,而应该帮助他们。

当应用于律师事务所管理时,与传统的企业管理理念相比,灵活性和灵活性会更高。 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只有满足律师的需求而不是强制性的制度,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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