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 50 个经典瞬间：1979 年人民大会堂的除夕晚会

今年除夕夜，中央实验话剧团美术师、摄影师李晓斌和同事盖晓玲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跨年晚会。盖晓玲翻箱倒柜，找出一件自己喜欢的淡黄色毛衣穿上。这和她往年穿的蓝灰绿衣服很不一样。同时，她还第一次穿上高跟鞋。作为实验话剧团演员，盖晓玲的主要工作就是陪老干部跳舞蹈。

人民大会堂的除夕晚会，已经中断了15年了，1979年的这个除夕，彭真来了，王震来了，廖承志来了，王任重来了，薄一波来了，陆定一也来了，都是文革中被打倒、被迫害的老同志。

有的老战友开始跳舞，有的老战友互相打招呼，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他们压抑得太久了。

盖晓玲还与一位身材高大帅气的舞伴共舞。李晓斌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禁舞开始的最有力注脚之一。盖晓玲后来改名为葛可，成为一名著名演员，参演了《山上的花环》等影视作品。

这次除夕晚会之前一个多月，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羊城选美大赛

从1979年的除夕晚会开始，整个社会氛围突然发生了变化，被禁锢多年的人们开始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牛仔裤、蛙眼眼镜、各种色彩斑斓的时装进入人们的生活空间，同时人们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做生意，看电影，谈恋爱，一切都试图回归正常轨道。

但随着舞风在全国蔓延，各种禁忌逐渐放松，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所谓“流氓行为”和烧杀抢掠的行为，政府于是下令严厉打击，很多人被判处死刑，社会气氛一时紧张。

即便在镇压期间，江苏仍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1985年初，广州团委为支持“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爱”活动，策划了“首届广州青年选美大赛”。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大城市举办选美比赛。摄影师安格全程记录了比赛过程。

在他的记忆里，这次选美比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初赛不仅面试候选人的外貌，还需要笔试文化知识，笔试持续一个小时，需要回答的内容包括政治、时事、文学、历史、地理、哲学、政治经济、数学、化学等50道填空题。

初赛之后，选美比赛就被批判了，官司一路打到了江苏。老先生们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广州的选美比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说广州人只顾打扮，不顾努力。主办方经过多方努力，才挽救了比赛。比赛的组织者是当时在团市委工作的朱小丹，他当时被批判了，现在他是江苏省省长。

胡耀邦，一个性格坚强的人

在摄影师何延光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人的照片全部是毛泽东风格，很难看出人物的个性。

但何延光发现胡耀邦不一样南京活动搭建，南京活动执行，南京活动策划，南京恒睿文化传媒，南京舞台设备租赁，南京同城活动，南京线下活动，活动策划，活动搭建，恒睿文化，南京活动公司，南京舞美灯光，南京会场搭建，南京会议布置，南京美陈工厂，南京会务公司，他在公众面前总是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喜怒哀乐都愿意表达出来，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通过照片来表达胡耀邦的个性。”

机会很快就来了。1984年9月30日，胡耀邦在首都体育馆向3000名来访的日本青年发表演讲。他精神抖擞。

何延光捕捉到了这一瞬间南京活动搭建，南京活动执行，南京活动策划，南京恒睿文化传媒，南京舞台设备租赁，南京同城活动，南京线下活动，活动策划，活动搭建，恒睿文化，南京活动公司，南京舞美灯光，南京会场搭建，南京会议布置，南京美陈工厂，南京会务公司，可惜当时没有发表出来。

五年后，胡耀邦逝世。那一年的4月22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胡耀邦的追悼会。当天，这张照片被登在《中国青年报》头版，标题只有八个字：清正廉明。

破产后的感受

随着农村改革取得成效，城市改革被提上日程，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国有企业改革，1986年8月23日，国企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

摄影师郑明当时还在西安采访，得知信息后，他连夜赶往沈阳采访。8月25日上午，找到郑明时，他“很失望”。他原本以为会看到上千名工人排队领取救济金的场景。但现实是，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比江苏四合院还小的平房院落。“这种破地方能拍出什么片子？”郑明喃喃自语。

这时，进门右侧平房里的争吵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原厂长石永杰来办理救济证，但保险公司说他的问题正在调查中，暂时不能开具证明。他先是勃然大怒，随后坐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对面的窗户边抽起了烟。

“当时我就意识到，必须给这个人拍张照片。”郑明回忆道。

为了不引起被拍者的注意，郑明走到屋外。窗前停着两辆自行车，其中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放着一个纸箱。他估算了一下高度和角度，将傻瓜相机靠在纸箱上，没有对准取景器，静静地按下快门。

1986年9月3日，这张照片登上了《中国青年报》头版。石永杰因《破产的滋味》一文，以“破产厂长”之名闻全国，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他起诉《中国青年报》侵犯其肖像权，但最终败诉。不甘于被称为“不称职厂长”的他另辟蹊径，带领家人重新开始生产防爆设备，后来又开了一家豆腐店。

首次公开发表反对声明

何延光反映改革的另一部代表作是《民主的进程》。

1988年3月28日，何延光到人民大会堂拍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我走进会场，看到过道里每隔十几二十米就立着一个话筒，根本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这天，何延光发着高烧，坐在主席台附近的地板上。上午的会议快要结束，正在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一位穿着西装的老人突然站起来，走到话筒前说：“我反对！”

何彦光赶紧把镜头对准了他。

他大声说道：周先生虽然德高望重，但已经八十九岁了，还是好好休息吧，把这个位置让给年轻的人。

当他发言结束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不同的声音。

当时何延光还不知道老人的名字，后来才知道，老人叫黄顺兴，是台湾代表团的代表。他所反对的周先生，是历史学家、农工党领袖周谷城。

何延光不仅拍到了黄顺兴说“我反对”的画面，还迅速将镜头转向，拍下了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在主席台上认真听取意见的画面。

此时，一些报道两会的记者根据以往经验，在投票进行时提前离场，《经济日报》记者邓伟提前五分钟离开，错过了这一重磅新闻，对此他深感遗憾。

何延光只记得有一次，麦克风被放在了人民大会堂的走廊里。他个人认为，七届人大的民主氛围在他参加的会议报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农民进城

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更加自由，许多农民放弃家乡的土地，到城市打工，寻找出路。江苏籍摄影师张新民，将镜头对准了去深圳打工的农村青年男女。

1997年初，张新民来到位于深圳、东莞交界处的万丰村，这里很多外商、台商、港商在这里投资办厂，很多年轻人也来这里打工挣钱。

张新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棚户区。这个棚户区沿着一条污水沟连在一起，一共有93间棚户区。当时深圳有很多“联合户”，为了省钱，三两户来自不同地方的家庭，一起租了一套房子。

然而，在万丰村棚户区，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棚户里住着20口人，包括5对夫妇、1对姐妹、4对朋友。

共有棚户区93间，平均每间20人，共计约1800人，全部是来自内地的农民工，其中90%来自江苏。

小屋里，五张单人木床靠墙堆成一圈，中间有一平方米的空间，刚好能放下一张小方桌。小屋里有两张上下铺，每张床可供两人睡觉。每张床上都盖着塑料帘子，拉开的帘子遮住了男女的隐私。对于小屋里的住户来说，个人隐私根本无从谈起。生存高于一切。

张新民想给20口人拍张全家福，但总是无法把大家聚在一起，有的人白天上班，有的人晚上上班，很难把大家聚在一起。

“1997年5月我再次来到万丰村时，棚户区已被拆除，再也没有见到住在那里的江苏老乡。”张新民说。

改革之路任重道远

同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在何延光拍摄《民主进程》15年后，2003年3月6日，摄影师何勇也拍摄了一张照片。那天是江苏各区统一选举的日子。何勇来到浦东白莲泾，看到两名工作人员在等候选民前来投票。

“那天，来投票的人很少，”永和说，“我们都知道，选民的积极性不高。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相当成功，但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了，我们党也承认这一点。”那一年，全国多地出现了独立候选人，导致一些原本定点的干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意外落马。

他说，改革确实改变了城市和乡村，但各种问题也随之出现，包括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文物保护、教育、农民工、拆迁等。

作为一名摄影师，永和认为这些问题必须重视，无法回避。“就像坐在高铁上看风景，不能只看好的风景，遇到不好的风景就闭上眼睛，否则，迟早火车会脱轨，大家都会遭殃。”永和说。

本文参考资料

包利民《定格改革最痛苦的表情》

张新民著《包围城市：中国农民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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